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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十二岁的塔巴科夫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吉洪诺夫的脸。拍戏的时候，吉洪诺夫在莫斯科电影学院读大三，身材瘦长，五官锋利而略带异国情调，与四周热烈而朴实的同龄人格格不入，无论在电影中还是生活中，都是如此。

塔巴科夫对这部名为《青年近卫军》的电影不屑一顾。他相信自己能扮演电影中任何一个角色——哪怕是女主角，或是卑鄙无耻的叛徒——而且能比那些演员更活灵活现。尽管如此，与家人一同走出电影院时，塔巴科夫没有表达自己的不屑。他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应当为英雄们的牺牲而哭，也知道在什么时机抬手抹泪才显得更真实。寒风灌满了二月的萨拉托夫，塔巴科夫纤细的手指被冻得发紫，从指缝中，他看到托利亚舅舅冷漠、厌腻的面容。舅舅看穿了他的把戏。

两年后，托利亚舅舅把塔巴科夫带到窗前，一幅巨大的斯大林画像在对面楼上冉冉升起。“他是个瞎子，”托利亚舅舅说，“他害死了两千万人。”

一种突如其来的、但似乎隐藏了很久的疼痛袭击了塔巴科夫。他意识到正在被两种相反的力量撕扯。这一边，也是他喜欢的一边，是果戈理的《死魂灵》，是科兹洛夫斯基的咏叹调，是在温柔、暧昧、讥讽和厌世之间变换的冷漠——从四岁学会阅读起，塔巴科夫就接触到了契诃夫。

而另一边，是塔巴科夫并不熟悉的东西，它尚未显露真面目，却格外强烈、真实而永恒。塔巴科夫觉得，它仿佛是冰面下的伏尔加河水，一刻不停地奔流着，涌入里海。

那天晚上，塔巴科夫做了一个梦，那伏尔加河水般的气息变成了一个男人，保持着不可动摇的沉默，他有一张锐利而英俊的脸，一双深蓝色的忧伤的眼睛。是吉洪诺夫的脸。

塔巴科夫想，这是一个噩梦。

2

不久后，塔巴科夫加入了萨拉托夫少年宫剧团，很快便被公认为是真正的天才。他演绎所有角色，英雄与恶棍，男人与女人，从不怯场。

五年之后斯大林去世了，塔巴科夫与另一位女孩被安排在萨拉托夫歌舞剧院的追悼会上朗诵悼诗。塔巴科夫的声音是那么有感染力，会场笼罩在一种狂热的悲痛里，时不时有听众晕倒，被抬出去。他故意把演讲稿拿得高了一些，遮住自己的脸。他不想让人们看到他的脸上没有泪水。过了一会儿，他脸上甚至开始露出笑容，可观众丝毫察觉不到他声音的变化。

也是在同一年，国家戏剧艺术学校和和莫斯科艺术剧院学校都向塔巴科夫伸出了橄榄枝，塔巴科夫选择了后者，他认为那里才是戏剧教育的圣殿。

塔巴科夫脖子纤细，肩膀狭窄，即使上了大学，外表也像个十岁出头的儿童。他对食物有狂热的激情，总是把盘子舔个精光。剧团的同学们把他当作孩子，给他安排一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比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天真小孩，或《希腊神话》中的信使墨丘利。可塔巴科夫盼望扮演主角，扮演英雄，哪怕演一个作恶多端的反角，只要被人记住就行。没有人看出他的念头——他巧妙地把自己的野心掩饰了起来。

毕业后，塔巴科夫跟着前辈叶甫列莫夫参与组建了“当代人”话剧团，结了婚。他热爱生活，总是敏锐地观察着身边的一切。他记得洗衣妇卡嘉阿姨在擦手时是怎样扭动她胖胖的身体的，也记得当他见到阿赫玛托娃时，这位女诗人缓慢而优雅地弹着烟灰的手部动作。可正像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的呼告一样，他越是爱人类，就无法去爱具体的、单个的人。他的婚姻源于一场露水激情，越是亲吻，越是拥抱和温存，他的内心就越是茫然和有所保留。对他来说，一切情感都可以被演绎，被模仿。在他淡蓝色的、孩子般笑着的眼睛后面，是难以撼动的淡漠。

那时，吉洪诺夫主演了电影《宾科夫事件》，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明星。在莫斯科的许多围墙和橱窗上，都贴上了吉洪诺夫的海报，不时有红唇印出现在海报上。英俊的演员温柔而冷峻地注视着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凝视着他阔别已久的爱人。

塔巴科夫每次都会低下头，从吉洪诺夫的海报旁快速走过，甚至是跑过。不光是因为少年时期那个不快的梦，塔巴科夫还感到一种类似嫉妒的东西从胃中涌上来，他觉得这很危险。塔巴科夫拒绝被任何强烈的、不受控制的的感情支配，这会影响他在舞台上的发挥。

这个漂亮家伙不会红太久的，塔巴科夫对自己说。话剧是比电影更高超的艺术，它有权得到比电影更永恒的成就。

3

尽管如此，塔巴科夫和其他“当代人”剧团的同事们从未离开过各个电影的片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话剧演员不断被求贤若渴的制片人“借”走。事实上，电影对塔巴科夫的确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那是条有可能一步登天的路，倘若他演的电影恰好被幸运之神眷顾，他也会成为像吉洪诺夫那样的巨星。塔巴科夫一直在等待着机会——无论在电影还是话剧的圈子里，没人不想出名。

机会很快就来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开启了《战争与和平》的大规模试镜，尽管希望渺茫，塔巴科夫也决定一试。他报名饰演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在塔巴科夫看来，这是一个每根头发丝都闪着金光的角色，无论在战场上还是生活里，那种超尘脱俗的天分让安德烈与周围的庸人完全隔绝开了。谁不想扮演这样一个人物呢？

当他与小鸟一般的柳德米拉·萨维里耶娃排演安德烈公爵向娜塔莎求婚的桥段时，严厉的导演只有一句评价：“简直是‎‍‌‌兄‍‎妹‌‍‎‍‌‎乱‍‌‍‎伦‎‍‌‌‎。”

塔巴科夫歪打正着地接到了尼古拉·罗斯托夫的角色。

他看向镜子中的那张圆脸、那两片稚气未脱的嘴唇和窄窄的肩膀，开始明白困扰着自己的嫉妒从何而来。有些角色是他永远无法驾驭的，可恰巧那些角色比别人更耀眼，更容易获得别人的爱。

塔巴科夫感到一种幻灭之后的平静。他沉下心来，把尼古拉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他的记忆力强，领悟力高，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难。

不久之后，其他角色也陆续有了人选，他的偶像叶甫列莫夫甚至答应饰演多洛霍夫。但两位男主角迟迟没有定下来，导演邦达尔丘克对每个前来试镜皮埃尔的演员都不满意，他决定亲自上阵，诠释这个笨重却善良的人。最后，只剩下了安德烈公爵。

邦达尔丘克最终选择的是吉洪诺夫。

4

一年后，为了拍摄奥斯特里茨战役，剧组驻扎在离喀山很近的一片草原上。这里的天空是真正的俄罗斯的天空，蔚蓝而高远，像锡一样的灰白色的云静静地挂在上面。

吉洪诺夫与塔巴科夫被分在同一间宿舍。起初，他们互相很少说话。吉洪诺夫本就沉默寡言，除去化妆、拍摄、吃饭、睡觉，余下的时间里，他做的只有三件事：读《战争与和平》的原著、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吸烟。显然，吉洪诺夫正在努力把自己当作安德烈。

塔巴科夫觉得很可笑。这个吉洪诺夫何苦用这样笨拙的方式演戏呢？

塔巴科夫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一开始，他并没有与吉洪诺夫发展友谊的心思。他更喜欢独自躺着，逃遁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一边读《樱桃园》和《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是从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那里得到的）,一边吃饼干和蜜饯。导演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去拍。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戏份不多，也没有难度，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解放，回到莫斯科。

但是，塔巴科夫发现自己逐渐陷入一种奇特的困惑中。他一面看书，一面偷偷观察着吉洪诺夫身上那沉默的、深流般的气质。他思索着该用什么方式在舞台上诠释这种气质，思考了很久，他得出了一个绝望的结论。这种气质是无法被演绎的。

某种意义上，吉洪诺夫是个更加难得的天才。扮演安德烈的时候，他只要去做自己就行了。他的痛苦就是安德烈的痛苦，他沉思时，就是安德烈本人在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塔巴科夫突然产生一种近似亵渎的好奇心——如果吉洪诺夫做出不那么“安德烈”的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走到吉洪诺夫的铺位旁边，向靠在床头读书的吉洪诺夫伸出手。

“难道您没注意到我吗？”塔巴科夫捏着嗓子，用娜塔莎的语调和神情说，“难道您不知道我跳舞跳得多么出色吗？”

吉洪诺夫微笑了一下，这是塔巴科夫头一次看到他笑。

“您手指上还沾着蜜饯的糖粉，这对舞伴不是很礼貌，罗斯托娃小姐。”

塔巴科夫忍不住哈哈大笑。很快，他们的友谊开始了。

5

说是友谊并不完全恰当——在塔巴科夫心里，对吉洪诺夫的嫉妒仍然没有消散。聊天时，塔巴科夫常常下意识把吉洪诺夫引向尖锐的话题。即使再迟钝的人，也能听出塔巴科夫话中隐藏的刻薄之意。

终于，吉洪诺夫说：“您没有与我继续聊下去的必要。您瞧不起我。”

塔巴科夫看着对面那双深不见底的蓝眼睛，一股恨意涌上心头。他在恨自己的神经质和小肚鸡肠。他深吸了一口气，决定投降。

“因为您让我无地自容，”塔巴科夫说，“您具备一种我没有的天赋。正是因为这种天赋，人人都喜欢您，爱您。您扮演安德烈，因为您就是安德烈那样的人。而我竭尽全力，不过像个小丑一样，到处捕捉各种各样的幻影……”

这些话让塔巴科夫自己也吓了一跳，可他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和解脱。

“不，我恰恰羡慕您，奥列格·帕夫洛维奇，”吉洪诺夫说，“扮演安德烈让我痛苦。实际上，那些我曾扮演过的角色，都变成了无处不在的阴影……我一直想摆脱它们。它们阻止我饰演安德烈。”

塔巴科夫扑哧笑了。他想：瞧你那上紧发条的样子，你还不相信自己就是安德烈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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