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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塔巴科夫被叫到了莫斯科鲍曼区党委书记马克耶夫的办公室。

平心而论，塔巴科夫对这位区委书记的印象并不差。马克耶夫属于那种“继母手下的猎人”，对文艺工作者经常高抬贵手，能在格里申治下的莫斯科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塔巴科夫深知，这些手握武器、动动手指就能打穿自己心脏的人，才是有权力饶恕自己的人。

马克耶夫告诉塔巴科夫，瓦西尔·比拉克要求苏联把他引渡给捷克斯洛伐克。区里已经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他的事情。文化部的许多同志们要求罢免塔巴科夫“当代人”院长的职务，并且开除他的党籍。他们原想通知塔巴科夫参加会议，但没打通电话。

马克耶夫将那场会议的纪要递给了塔巴科夫。塔巴科夫看了一眼，出席会议的有党员，也有党外人士，有文化部的人，也有他熟悉的剧院同事。除了那封电报提到的“与境外反共分子勾结”，他们还罗列了塔巴科夫的其他罪过，说他在庇护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信上签名、故意利用自己出国的机会带回非法出版物、与美国间谍搞不正当关系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塔巴科夫享受着祖国提供的好处，却对苏维埃祖国大肆诋毁和破坏，必须严加处置。”

“一派胡言。”塔巴科夫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抗议信上签过名，更不知道身边有什么美国间谍。至于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如果你们指的是《舒伦堡回忆录》，更是无稽之谈。是卢比扬卡点名叫我去演舒伦堡的，为什么您不去批斗卢比扬卡？您怎么能允许自己开一场这么低劣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都是我的问题，为什么不邀请我参加？”

“都说过了，本来想邀请您参加的，但打电话找不到您，不知道您是拍戏去了还是做别的去了。”

“说明你们实际上就没打算邀请我。”

“让您缺席会议确实不合适，”马克耶夫说，“但这次会议也并没达成实质性决议。下星期我们还要再开一次会，到时候会给您发书面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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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巴科夫走出区委办公大楼，瘫进车里一下就起不来了。

在斯大林时代，犯了这种事儿的人，根本不需要区党委开会，就会被带走。他的继父仅仅是因为听了美国电台、读了英国报纸，在1951年的一个凌晨，被叫进一辆送牛奶的货车，之后塔巴科夫就没再见过他。

而如今，塔巴科夫还有几天的时间“交代后事”，这算不算是一种仁慈？

两天后他上课时，把学生们的家长也请来了。塔巴科夫告诉他们，他的课堂也许随时会中断，也许会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污点。现在退出他的课程，还来得及。

他的话引起了家长们的同情，他们一致表示愿意跟塔巴科夫站在一起。如果塔巴科夫遭到迫害，他们会写联名信支持他。

塔巴科夫眼含热泪，再三感谢了他们。

也许出于一些顾虑，也许是觉得没必要，除了这些家长和学生外，塔巴科夫没有对其他人说这件事。他继续一边拍那部叫《卡希坦卡》的片子，一边等着区委的会议通知。

《卡希坦卡》是根据契诃夫的一篇童话故事改编的。“主人公”卡希坦卡是斯拉瓦演的，是一条被主人虐待的小狗。有一天卡希坦卡跟主人走失了，塔巴科夫扮演的小丑收留了它。善良的小丑从不打骂卡希坦卡，给它起名叫“姑姑”，从此小狗有了丰盛的吃食、舒适的住处，还认识了几个动物朋友。小丑发现了姑姑的表演天赋，经过一番精心‌‎‍‍‎调‍‍‌教‎‍‍‎，姑姑成了一个马戏团演员。但是在首演的那天，姑姑在观众席上看到了它原来的主人，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主人身边，变回了挨打挨骂、食不果腹的卡希坦卡。

这是塔巴科夫小时候读过的第一篇契诃夫小说，读完之后，他就哭了一场，他不理解为什么卡希坦卡要拒绝幸福的生活，回到黑暗和痛苦中。

直到现在，他也不理解这个故事，但在这个时代，他已经见过无数个被扼杀的莫扎特、被谋害的普希金、被摧残的卡希坦卡。甚至，不是某个个体在受苦，而是整个人类在自甘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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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洪诺夫听说此事，是在一场克格勃举行的宴会上。

自从《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播出后，吉洪诺夫就经常被邀请参加克格勃的各种活动。他戏份多、形象正面，而且“政治觉悟成熟、行为可以预测”，因此颇受当局青睐。

如今，他与塔巴科夫就像两个对跖点。他们在戏中分别扮演正派和反派，而在现实中，吉洪诺夫是党外人士，然而最终跟国家暴力机器走到了一起；塔巴科夫是党员，却是官方文艺和政权的陌路人。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档案室里，调查塔巴科夫的卷宗一直都更新得很频繁。他们倒还不想对塔巴科夫实施什么行动，毕竟现在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了，塔巴科夫的危害性也没有索尔仁尼琴那么大。既然让猎物断气就像按扁一只虫子一样容易，为什么不让它多活蹦乱跳一会儿、多创造一些价值呢？

捷克斯洛伐克在塔巴科夫的事情上横插一脚，是克格勃完全没想到的。猎物被卫星国的情报部门染指，让克格勃猎手颜面扫地、大为光火。一个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居然自以为有资格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指点点了，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骂你无能。塔巴科夫当然是要处理的，但还轮不到捷克斯洛伐克处理。

他们在提到此事时漫不经心和幸灾乐祸的态度，令吉洪诺夫感到震惊。塔巴科夫，那个活生生的塔巴科夫，不过就是一本卷宗、一个业绩上的数字。

回家之后，吉洪诺夫开始向克里姆林宫打电话。

去年勃列日涅夫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称赞他精彩的表演。吉洪诺夫起初以为是开玩笑，但话筒里的年轻男声（似乎是勃列日涅夫的秘书）给他留了一个号码，如果他不信，就拨这个电话。过了几天，吉洪诺夫得到了金星勋章。

现在，吉洪诺夫再次动用了这个号码，这次接听的是另一位话务员。

“您好，”吉洪诺夫说，“请帮我接通列昂尼德·伊里奇。”

“对不起，”话务员说，“勃列日涅夫同志正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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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洪诺夫每隔半个小时就往克里姆林宫拨一次电话，每次话务员都告诉他勃列日涅夫正忙。后来话务员简直有些同情他了，让他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勃列日涅夫有空，也许会打回来的。

“我叫维亚切斯拉夫·吉洪诺夫。”

“您是吉洪诺夫？演施季里茨的吉洪诺夫？”

“是的。”

“您怎么不早说！”

在克里姆林宫，人人都知道勃列日涅夫是施季里茨的头号粉丝。一阵嘶拉拉的杂音过后，电话接通了，话筒另一边是勃列日涅夫浑厚的声音，问吉洪诺夫有什么事。

吉洪诺夫把那封捷克斯洛伐克电报的事情告诉了勃列日涅夫，但对方一无所知。勃列日涅夫对于下属的欺瞒不报非常生气，表示要再三调查此事。他以为吉洪诺夫是打电话来举报塔巴科夫的，却没想到吉洪诺夫是来求情的，还说如果逮捕或驱逐塔巴科夫，会造成苏联戏剧的一大损失。

“这很难办，”勃列日涅夫说，“奥列格·帕夫洛维奇确实跟反动分子交朋友，不是吗？”

“您处决杀人犯的时候，也把杀人犯的朋友们也抓起来一起枪毙吗？就因为他们是潜在的犯罪分子？”

“为什么您这么信任奥列格·帕夫洛维奇呢？您应该明白，为他辩护可能会把您自己也牵连进去。”

吉洪诺夫长时间地沉默，然后回答：“他也是我的朋友。”

勃列日涅夫笑了：“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虽然您不是党员，但您有布尔什维克的珍贵品质。布尔什维克不会丢下朋友不管，如果我的朋友落难，我就是千方百计也要搭救他。”

这场通话之后，吉洪诺夫放下话筒，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起初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时，那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行为，吉洪诺夫几乎不抱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号码，但它毕竟只是一串象征性的数字。

可就在刚才，吉洪诺夫明白，自己创造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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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塔巴科夫收到了鲍曼区党委发来的会议通知。

塔巴科夫按时到会，参会的还有十几个人，都是来批斗他的。他们纷纷表达着自己的悲伤、愤慨、担忧，指责塔巴科夫是变色龙、投机者，贩卖反苏言行，破坏苏捷友谊，他的戏剧是苏联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根源，给他的母校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蒙羞。

塔巴科夫觉得好笑。他想：自古至今，人类最热爱的活动就是审判异端。

他甚至感到无聊了，开始数毛衣上的针眼。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发言之后，马克耶夫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同志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我有几句话要补充一下。”

他话锋一转，没有继续对塔巴科夫开火，而是谈起了费多尔·夏里亚宾。这位苏联早期的著名歌唱家，在旅居巴黎期间给俄国难民捐了款，此举被告密至莫斯科，苏联国内一片哗然，舆论界群情激愤，指责夏里亚宾是资助白卫军的叛徒。他的“人民艺术家”头衔被剥夺，从此辗转国外，客死他乡。

“同志们，”马克耶夫最后说，“我们固然要看到塔巴科夫的错误，但也要记住夏里亚宾的遭遇，不要让苏联艺术蒙受更多损失了。”

与会者面面相觑，他们完全没想到主题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马克耶夫显然在传达更上层的意思，没人敢提出异议。

会议最后的决议是，对塔巴科夫口头批评，不记入个人档案。

塔巴科夫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特别不真实。他开车回去时，一路上阳光灿烂，路旁的行人熙熙攘攘，但他感到这一切都离他非常遥远。

他像是在战场上捡回一条命的尼古拉·罗斯托夫，感到一切都莫名其妙、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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