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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三观非作者想法，本人尊重一切学科包括魔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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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很讨厌的成年人了，这种想法具体体现在，我看到高中生书写她们的生活的时候，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进行凝视的。我会在心里拿他们和青春期的自己对比，轻蔑地感慨一句“高中小孩”，然后翻过去。这种时候，我是一个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的大学生，面前摆一碗后门的麻辣烫，一边吃一边清游戏的日常任务，脑子里想的是晚上吃什么。

我的学校在全省交通最不方便的城市。长江的分支途经这里变成一根毛细血管，秋冬季节少雨时，可怜地裸露着干涸的河床。从北一环河边的井走上来，身后是一截短短的水泥桥，往前走依次是是第一中学，附小，师范学院，我们这群饥饿的大学生平时觅食的范围，就是这一整条长街。这条街通往的校门是一扇普通的双开栅栏铁门，校名被随便地钉在门卫室旁边，和气派却萧条的正门比起来，后门潦草而繁华。

上大学之后，我人生的中心轴就从前十八年的“成绩”变成了“吃什么”。我无比顺畅地适应并接受了这件事，每天怪腔怪调地学着西南官话问舍友：“吃什么，妹？”这在高中是不敢想的事。高中生除了食堂，别无选择，而食堂算来算去又只有那么几样菜，吃饭逐渐变成了一件应付身体器官的事，依靠着前十几年养成的习惯，按部就班地把食物送进胃里，好让自己不至于饿死。

这种依靠惯性，不仅仅发生在进食上，而是浸透在方方面面。懒得想为什么，也懒得想怎么样，照做就行了，从高一第一次踏进那扇写着“XX县第X中学”的门开始，就丧失了刨根究底的权利，什么也不要问，只要看着“高考”就好了。后来人人都被折磨成阴郁疲惫的模样，什么为什么，什么怎么样，都没有精力探究了，下了晚自习只想赶紧回家，或者，不回家也行，在路边溜达，去吃麻辣烫或者烧烤，总之，要快点走出那扇电动折叠门，去做一些当下想做的事，而不是站在原地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去哪里？对高中生来说，思考这些事是奢侈品，也是一种怀璧其罪。没有人想的问题，就最好不要想，想了也不要问，要像教学楼门口的歪脖子树一样，哪怕树干里有百圈年轮，也终日沉默无言，隐匿于来往的人潮里。

高二的语文老师是个矮瘦的女老师，戴着黑框眼镜，天天跟我们强调阅读对于高考作文的重要性，我就经常以此为借口在校门口的书店里逛。学校不让带手机，要买杂志只能在裤兜里放十五块钱，我从《读者》面前晃过去，又背向《意林》转面，发现映入眼帘的是《作文素材》，只能痛苦地往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出的考卷，再摸摸最里面那些精美的手账本，又走出去，在杂志们面前又晃一次，好像这样它们就能脸熟我，考试的时候就会自己蹦到我笔下来。

我很喜欢去书店，却不喜欢阅读，我觉得这些书和我相看两厌，互相鄙夷。更何况有的书写来就不是给人读懂的，它们被写书的人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些作者和编者企图制造一些优越感，告诉读者：“就是这么难，爱看就看，不看拉倒。”它唯一允许人看懂的只有这件事。然而又不能不看，这些教科书，虽然它们在几年后的归宿必定是废品站，但至少现在，扫地时看到一本教材还要四处问问是谁丢了书。很难想象这些书的诞生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对于我来说，它们的存在只是让我认识到我高攀不起学术的墙头，所以我决定，我偏要攀一攀。高二那一年我一共从校门口的书店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时间简史》，一本是《全球通史•上》，这两本书是一起买的，付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比图书馆前的铜铸像还高，挺直腰杆在柜台排出一张粉色的人民币，周围的人看看这两本硬骨头，又看看我，我骄傲地故意忽略掉他们的目光，等着老板给我找零。我以为我表现得十分渊博，但在别人看来，我可能比较像孔乙己。

这两本书我显然没有看完，也显然看不懂，不过我不愿这么承认，有人问起，我就说：“最近在研究塔罗和星座了，科学算什么，宇宙尽头是玄学。”其实这些我也没看过，我觉得世界上也不会有人真的去看这些，玄学包罗万象，可以是天气预报不曾预料到的暴风雨，也可以是一加一等于三，嘴一开一闭，随便说一些不合常理的话，就是玄学。哲学和科学是玄学的对立面，一切不能用玄学解释的东西，都要用到哲学和科学，哲学和科学是了不起的发明，说：谢谢哲学，谢谢科学。玄学不必感谢，人不必感谢自己的诞生。我现在说十六岁的自己是玄学大师，这也是一种玄学。

奇奇是我的饭友，和我一样有一些不被允许有的想法，我整天想着怎么炸学校，她比较和平，想拯救世界。食堂旁边的草坪有个假山，上面写四个漆红的大字：“智者乐山”，我们经常在饭后坐在那里的石凳上思考人生，她想她的，我想我的，谁都不说话，到快上课的时候再一起回去，发呆是一种强有力的蓄能，我们需要发呆来保持晚自习的清醒。

其实我们什么都说，关于旅行，关于诗歌，关于音乐，关于过去，但我们从来不提学习，不提成绩，不提未来。我不知道她的月考年级排名，她也不知道我这次物理有没有挂科，这是我们秘而不宣的事，我们宁愿沉默地发呆，也不愿意说这些废话。我们也从来不寒暄，这也是废话。

她说起她所在的音乐社，说起音乐社的乐队，给我看她写的歌，有时候她也带日记去食堂写，在茄子土豆辣椒中写她的意识流小说，土豆块在她脑子里码得齐齐整整，又变成一个个方块字蹦到本子上。我吃完饭了就看着她写，顺便观察来往的学生和老师。年级主任雪白的镜片后是两个相对而坐的‍‌‍‎‎男‍‌‎‌‎女‎‍‎学生，沉默地吃饭；也有女同学一边吃饭一边背3500，显出一副苦恼的样子。我一般看不到我的同桌，她来得太早，吃完了就和朋友满学校溜达，手上一般还会有点干脆面或者QQ糖。

奇奇写过瘾了，把本子关上，我就跟着起身，回到教室里去，记录一下今天有没有想自杀，没有，没有很好。有，那有一点麻烦，我要花一点时间把这种情绪哭掉，假装它们是什么脏东西，而眼泪正好能把它们洗走，这样晚自习我才不会分心，往嘴里陆续塞三颗薄荷糖，正好熬完三个小时，回家路上眼睛也不想睁开，长时间在教室惨白的灯光下用眼，已经到了极限。我经常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奇奇肩上，抱住她的腰，任她拖着我走，她会抱怨我重，但不会把我推开，我们像连体婴儿一样向前走，路灯下有一个吵闹肥大的人影。她怎么想的我不清楚，我觉得自己把全世界都放在她肩上了，这让我觉得安心，熨帖。

高三的时候，我经常想，熬过去，熬过去，活到高考完就好了，考成什么样，都算了吧。

有段时间我在看杜拉斯的《情人》，扣上书看到封面的两个字，情人，上下齿隔空摩擦，舌尖再轻轻抵住上腭，气流一定要奋力挤出唇齿的缝隙，像破茧的蝴蝶，每说一次情人，就有一只蝴蝶从嘴里被放飞出来。我的同桌也在看小说，《白夜行》，很厚的一本，我看了几页觉得头痛，还给她，她如蚕食桑叶地读，面前摆着高高的书立，把她和高三的世界隔离开，她的世界只有她和那本书。她的位置靠窗，我越过她的脊背往楼下看，如果是领导来视察之前，能经常看见有人在修剪矮树的树枝，使它们变成成离心率相等的可爱椭圆形。我觉得我们就很像这些树。在这样的年纪，混沌初开，对这个世界有这些那些的好奇心，触角伸向许多的角落，却又被粗暴地扯回来，像网水母一样，于是只能停止那些绮丽无用的幻想，缩回触角，变成一颗别无二致的椭圆。

后来我在家里找到一本胶皮本，内页是温柔的米白色，被我用来写随笔。我经常一边对未来怀有负罪感，一边又忍不住放下作业偷偷写点什么，亦步亦趋地跟在时光老人脚后跟捡漏。我反复叩问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底要和谁同桌吃饭，急迫得好像我已经年过半百，立马要在酒桌上说些这样的话给那些小辈听。我会经常忘记我还有理综试卷没写完，我还有已经报了名的高考要去考，我只是焦虑地闷头往前冲，一头撞上南墙，把南墙拆了继续埋头走。

好像我们都不知道要何去何从。我的另一个同桌没事就问我：“你说我们要怎么办呢？”其实也并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确切的答案。老师还在讲台上讲楞次定律，我们沉默地思考着沉重的未来。倒不如不要来，干脆让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年，这一分钟，这一秒，永远十八岁地过下去，永远没有病痛，永远不考虑当下，永远忧虑永远，这就很好。我不说话，把一颗QQ糖塞进她的嘴里，她配合地吞下去，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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