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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所见，这是一封遗书。

此时正在阅读的您或者是一位儒雅的先生、亦或者是一位知性的女士，又或者是格里安？不知道在我去往上帝怀抱的途中时，这封不起眼的遗书将会被谁看到，也有可能它只会埋葬在这间旅馆的一个角落，直至化成尘土而无人知晓。这就像薛定谔的猫悖论，我口中的您正处于存在和不存在的一个状态，当然了，我的目的我想您一定很清楚——我希望您是存在的。

这是我用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写下来的一些事实，关于我、还有一个已经被魔鬼控制了的国家。我是德国群星璀璨的文学领域里一名寂寂无名的作家，唯一出版过一本名叫《堕鸟》的小说，这本小说让我红极一时，但也彻底毁了我的生活，后面我会详细讲述这段故事，如果您还在继续往下看的话。

我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小资产家庭里，家父和家母都是普鲁士的清教徒，并且两位都是知书达礼的知识份子。家父藏书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巨匠都在我的家中如灵魂一般活着，托马斯·曼和列夫·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颇为深刻，很显然，在这种氛围长大下的我自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待我完全有能力自己创造一个故事时，德国已经处于政治光谱两极化的一个局面，细想而来，应该是1930-1932年的阶段，请原谅，此时的我已经记不清太久之前的事。只记得那个时候共产党、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正打成一团，为了选举而不顾一切。我——一个德国自由派青年，实在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感到烦闷和厌恶，你能想象大街上无时无刻都传来他们的争吵，而普通人的口中也绝不会离开政治，在那个时期，当你和你的德国朋友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准会是：“你认为xx党最后会获得多少选票？”

选举对我来说无疑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我完全没有参与的动力，更无心选择投票给哪个党派，我只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能让我沉浸在我的生活和书本里而不被打断。但我不曾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会为我这自负且自私的想法而感到后悔。

我想您已经知道，纳粹党在最后上了台，并且现在已经再次发动了战争，这很可怕，不是吗？后来我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当年我做点什么，就算做的是无用功，就算我只阻止了一个朋友投票给纳粹党，都不会让我现在如此良心不安。

在纳粹上台执政后，我开始明白希特勒和法西斯将会是我永远的敌人，在见识过他和他的信徒（是的，我称纳粹党为信徒，在我眼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邪教份子。）残暴且极端的独裁控制后，我着手开始创作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堕鸟》。毫无疑问，《堕鸟》的灵感源泉正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上台后开始对德国各行各业实行纳粹一体化，不再允许其他政党残余和犹太人从事法官、公务员、大学教授等工作，恐怖的独裁终于能实现他这样匪夷所思的愿望。而我却为我的犹太朋友们感到担忧和愤怒，他们的生命无缘无故开始受到威胁，尽管那个时候于现在来说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抵制，您可以想象几年后犹太人甚至不允许被当作人了。

我用很短时间就废寝忘食地就把我的第一部作品创作完成和修改完毕，过程比我想的顺利很多，而我深知在第三帝国将不可能出版讽刺元首的文学读物，于是我辗转法国和英国，终于，《堕鸟》在1933年很顺利地在国外出版了。被兴奋冲昏头脑的我忘记了一个事实，也是我至今后悔莫及的事，这件事间接导致了我今天选择死亡，而不是活着——我没有用笔名发表我的小说，而是用了我的真名格雷斯特·施耐德。

《堕鸟》讲的是一个犹太少年和德国少年的超乎一切的友情，但因受到纳粹洗脑，德国少年选择出卖了他的犹太朋友，亲手送他进达豪集中营被折磨致死，而后受到元首表彰而决心为第三帝国贡献生命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在国外反响甚好，我甚至接受了来自诸多记者的采访和报社的访谈。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把我的想法传遍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此时控制着我的祖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以及我还有一点私心，就是弥补当年我没有反抗希特勒的遗憾。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的梦想即将破灭，因为在我从英国返回德国的过程中，我被拦截了下来，被告知“我被撤销了德国国籍，无法再踏入德国境内。”因为我的书对现在当政的希特勒产生了过于负面的影响，也因为我没有隐藏我的真实姓名，导致他们很容易就查出了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那时候我满脑子只有：我被我的国家抛弃了这个事实。而同样被撤销国籍的不只有我一个人，还有许许多多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我经过打听才知道，德国此时正在进行“大清洗”，把一些不符合纳粹主义的文化全部剔除出去，我听闻有很多耳熟的作家朋友们都逃亡在各个国家的路上。此刻我想您已经明白，我从此流亡到了瑞士，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了1940，也就是现在。

其过程十分艰辛，没有国籍的我无法在瑞士找工作，就连找住的地方也十分艰难，头两年我甚至可以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只睡在街边就可以满足的流浪汉。我住在最肮脏的地方、吃着最廉价的食物、干着最低贱的工作，可就算那个时候的我也没有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后来我靠着自己仅有的一点写作能力，在赤贫的生活中还不断往报社投稿，终于奇迹出现了，有一个看过我的小说《堕鸟》的先生认出了我，那就是我后半辈子的恩人及朋友——格里安·贝克尔，我接下来还会谈谈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他帮助我从那绝望的日子里拯救了出来，我才得以体面地在旅馆写下这封遗书。对于以前的事，我很抱歉，我已经完全不想再用多余的语言去描述那一段贫苦的日子了，我想您知道，对于一个从小没挨过饿的人来说这是多残忍的体验。

在苏黎世生活了三年后我才得以联系上我的父母，还好他们还健在，这使我放心了不少，起码纳粹没有因为我的关系而连同我的父母也牵扯进去。我在苏黎世的报社得到一份薪资不多的工作，任务就是给出版社写一些不入流的短篇小说，然后住在这间旅馆里面，格里安十分好心肠地给我包下了这个房间，直到我有足够的能力负担得起房租后才不再插手，我对此很感激，而他只是称赞我，敢于反抗纳粹是英勇的行为，他不愿意世界上从此消失一个文学领域的战士。

在我诉说战争带给我的痛苦之前，请允许我先和您谈论一下格里安，他曾经给我带来了一段带着希望和向往的生活，对此我更是无以回报，或许知道我的死亡会令他很痛苦，但如若他了解我，就会知道对我来说这是让我重新获得新生的最直接方法。

格里安生活在瑞士的德语区，这使我们交流起来并没有困难，而且意外地，我们还有很多共同话题，诸如歌剧和文学，电影和运动明星。他比我年轻更多，留着一头有些卷的棕发，思想也比我更开阔和前进，总是用充满尊敬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知道这样的感情从何而来，或许只是我写出了那本《堕鸟》的小说。总之，在这之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并且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在曾经的一夜畅谈之下，我告诉了他我关于堕鸟的创作灵感和想表达的东西，格里安则对我说出了上述，我是文学领域的战士那样高度赞扬的话。

从此之后他便参与进了我在苏黎世的生活，我一潭死水般无趣的三点一线被彻底搅乱。在那几年里的瑞士歌剧院、电影院、酒吧、草地和咖啡厅里都会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他独特的、带着热情向上的人格魅力像散发玫瑰的诱人香气一般吸引着我，我们讨论荷尔德林、讨论叔本华、讨论美味的馅饼和咖啡，我们在海滩边徜徉、在夕阳下阅读、在深夜里谈心，真是好一个惬意的乌托邦！那个时候的我几乎沉浸在格里安带来的惊喜和并无纳粹干扰的新的生活，我也曾经觉得上帝似乎给我开了另外一条路，一切只因为我还没完全看得懂局势，我乐观地认为希特勒当政不会存在太长时间，毕竟他的独裁统治一定会让恼怒的德国人想办法将他踢下台，之后我又可以重新回到我的国家，和格里安成为一对亲密的跨国朋友。我和格里安在一起的日子十分快乐，难以相信若不是我们两个都说着德语，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个德国人。

您或许会感到疑惑，生活似乎在好起来，而为什么我还要继续寻死。这无关乎一个事实——德意志真正的坏死了。我的故土在我眼里就像已然枯萎的矢车菊，曾经它多么芬香扑鼻，现在就有多恶臭难闻，“我们”（指反法西斯的和平主义人士）再给它浇水和移植都不能救活过来。

当然我还可以选择移民，再次选择当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德意志的死活可以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能这么想，我这一生一定会轻松很多。您知道，从出版《堕鸟》开始，我就试图用我的方式去拯救这个国家，让它重新回到和平的怀抱中，只可惜我失败了，我不但没能让它活过来一点，甚至让它坏死得更加彻底。当我在1939年听闻英法选择向德国开战时，我只感受到渗入脊髓的寒意，我如同被大斩八段般失去思考的方向，逐渐意识到我的心被挖空了一块。

我堆砌的无数美梦一下子粉碎，我没有等到希特勒下台，而是等到了战争。我突然醒悟过来，再一次感到后悔，第一次是后悔没有在选举时期反抗纳粹党，而是随遇而安。这一次则是我在这里安然度过了好几年，被虚假平和的日子遮蔽了双眼，同样没有用实际行动去抗争，只不过一次是有意的一次是无意的。最终悔恨和愤怒还是冲击着我，我头一次感觉我在这里浪费了许多时间，这么多时间足够我去再写一本抨击纳粹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等到战争打响我才意识过来，德国的普通人在人间地狱受难，而我在这里过着飘飘然的幸福日子。

是的，战争再一次打响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只知道未来并没有“希望”这个词会出现，您不能否认我这么悲观，因为从现在的战况来说，德国就像猛兽一样不断吞并着其他国家的国土，法国选择投降了，而遥远的东方大国也在被日本的法西斯侵蚀着，整个世界就好像乱成了一窝粥，恶魔从地狱被放了出来，到处都是炮火和尸体，到处都是惨叫和枪声。你甚至不知道此刻还安全的地方明天会不会就被坦克轰倒，我终日处于失眠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我被吸干了所有精力，只剩下一副骨头在苟延残喘，等待我的不是活着面对所有事，而是死了以表解脱痛苦。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格里安对我的感情，这是困扰了我很久且我无法做出回应的感情，在得知我受伤的心被再次袭来的战争打碎后，格里安亲吻了我，他亲吻的不是我的额头，不是我的脸颊，而是我的嘴唇。这代表着什么？想必我不说您也清楚，格里安对我说他爱我，并且表示这份感情他很早就放在心里而没有说出来。

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我的震惊，虽然我对格里安一直是带着爱慕且欣赏的，他确实值得我对他产生这样的好感，但我实在不懂他爱我什么，爱我的文字我倒可以理解，我个人实在没有什么魅力可言，空有一颗悲悯的心，只会在这里自怨自艾，没钱没资产，除了外表可能还看得过去，但和格里安比起来还是差多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他用有些不安地眼神看着我说，仿佛预言家一样说出那样的话“如果你正巧也爱我，我想我可以缝补你破碎的心；如果你并不爱我，那么我不希望成为你的负担，我告诉你我的爱，是怕我再也没机会亲口告诉你。”

我很快便冷静地拒绝了他，并不是因为我害怕同性的爱，实际上我写的《堕鸟》里，两个主人公暧昧不清的友情也足以看出我并不排斥。也并不因为我不爱格里安，在他亲吻我的那一刻，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想回吻过去，我体会到了我同样深刻地爱着他。

我拒绝格里安很大一部分原因只是因为爱情与和平对我来说已然是罪恶的，我一边想着有那么多人在战争中受难，可我还在这里享受生活和咖啡，我就宛如犯罪一样坐立难安，必须要到教堂的忏悔室去给神父诉说我的痛苦。直接来说，是我们的感情产生得不是时候，如若这是个真正的和平年代，我和格里安说不定已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同性恋人。

我并没有告诉格里安我爱他，这只会同时给他带来希望和绝望，我知道自己无法承担一段只会伤害他和没有结果的感情。而且我认为，我已经有点神经质了，我感觉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船舱，里面是灯红酒绿的美好生活，外面是狂风暴雨的末日海啸。我每天在没有被战火波及的苏黎世阅读着战情快报，越来越多人的死亡让我恐惧和不安，我终于再也无法承受。

如同我无法对格里安说“好”一样，我也无法作出对未来发展变化的选择，无论德国战胜或者战败给我带来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战胜即世界末日，战败即德国末日。身为一个曾经的德国人，当我的国家做出在我和别人眼里都绝对错误的决定时，我会感到蒙羞和惭愧，一种只想就此离去的思维占据着我的大脑，而我无法再次承受两次战争的战败，无法看到世界上的所有人唾弃、取笑和憎恨我的故土，但我也更不愿意看到法西斯主宰这个世界。我的想法无疑相当矛盾，战争使我变成了一个懦弱的胆小鬼，导致我完全辜负了格里安对我的称赞，我是否该再次拿起笔来抨击这一切？是否再次用文字的力量来抗衡魔鬼的步伐？答案是否，因为此刻再没什么人在意文学和理性这种事了，每个人的脑子里只有战争，战争，战争！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

我终于对格里安说我想死，他哭了好几天，几乎每一晚都陪在旅馆的房间守着我，这让我也很难过。我的本意不想让他伤心，我竭尽全力地向他表达死亡对我并不是痛苦，而是解脱。格里安只是很茫然地问我，他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留在世上的办法了吗？即使是作为我的朋友。

我对此思考了很久，只是说，如果我们下辈子还能相爱，我会不顾一切选择回应你的感情。格里安沉默了片刻，最后只是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走，我说大概过几天吧，选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而后他便一言不发地离去了，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对话。我想，他已经懂得了我内心所期盼的，我感激他尊重我的选择，并且相信他会再次遇见一个比我更值得托付的爱人。

原谅我，我的父亲和母亲，不知道此刻他们在德国是否还安好；原谅我，我曾经的亲朋好友们；原谅我，格里安，我亲爱的格里安，我选择一个人孤独地离去，一点也不壮烈、不英勇地离去。正在阅读此文的您，您也不必为我感到伤怀，我只是个懦夫，一个逃兵，脆弱的神志让我频临崩溃，我只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想法，我爱我的国家，我憎恨我的国家，是这两股信念撕裂了我，毁灭了我，所以最终什么才是错的？我已经无法再去思考，也没法再去等到结果，我只愿解脱罢了，解脱罢了！

我想我没有什么还可以说的了，我这一生无功无过，如果我曾出版的作品能给后人带来一点警醒，也算是没有白来这一趟短暂的人间。

那么，在这封遗书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您身处的世界再次重获和平，而我如此期盼着、期盼着，死后可以到达一个从未有过战争的乌托邦。

1940年11月5日

格雷斯特·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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