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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深秋，巴黎大街两旁的梧桐叶已落，纷纷扬扬地洒满了一整条大道，一眼望过去金灿灿地，十分静谧喜人。

明楼手里端了一杯热咖啡，独自站在书房的窗台前，俯瞰街上秋景。他和他的兄弟阿诚两个，今晚就要搭乘飞机离开法国，回返阔别多年的故乡。

兄弟俩最近一个多星期都在陆陆续续地收拾东西，理出了几大箱需要托运的行李。这其中大部分是书，确切地说，是明楼的书。从古书店淘来的典籍残本到初版的名家诗文，每一本都细细整理打包，这些都是如今在国内有钱也难买到的好物。

他二十多岁离家打拼，于三年前开始在巴黎大学讲课，而立之年方渐渐站稳脚跟，算来在海外已度过整整五载春秋。这些年里，他虽与家人时常互通有无，却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如今游子归巢，他无暇咀嚼自己近乡情怯的思量，有的只是一颗沉重的心。明楼深知，归国之后将要面对的险境，是眼下远隔重洋的自己所设想不到的，然而，为了那个多年来只能从报刊上，从同袍战友们口中获悉的，支离破碎的山河，他义无反顾。

他坐回书桌前，桌上有一只红木盒子，里面装的都是书信，厚厚一叠。多数是大姐的家书，堂兄的新年卡，或是与同事们的学术交流往来。他揭开盒盖，将码得整齐的信重又取出，露出压在最底下的几枚信封。

一共五枚。信封是素白色，上面印有精致细密的暗纹，比起国内常用的淡‎‎‍黄‌‌‍色‌‍‍‌牛皮纸信封，要时髦得多。小小的信笺飞越了万水千山，旅途漫长，难免有些拗折，边角上稍有磨损，略失挺括。但信封上用钢笔书写的娟秀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最当中，无一例外都写着“送呈明楼教授亲启”，左下的落款，其中四封为“上海霞飞路二十号缄”，看起来较新的一封则是“上海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缄”。

明楼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角上的邮票，表情越发凝重，仿若陷入沉思。

房门轻轻敲响，明楼将信封原样收归好，道，“进来。”

阿诚推门进来，手持几本“进步刊物”，向大哥请示道，“这些书，怎么处置？”

“都处理掉吧。”

“好。”

明楼问道，“你那边收拾得如何了？”

“差不多妥当了。”

明楼点点头，示意他来身旁坐一会。阿诚在沙发上落座，望着眼前熟悉的房间，心头百感交集：这里曾是他们两兄弟的秘密天地，只有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才能放心坦然地交谈，共图大事。不知有多少行动计划，都是在这里酝酿诞生，房里的书刊杂物，文件摆布，只怕他比大哥本人还清楚三分；然而此时，这间房已只剩一个空荡荡的躯壳，连铺在地板上的毯子都已收走，看起来分外陌生。

“大哥，你说以后……我们还会回来吗？”

明楼打趣道，“怎么，人还没走，就已经舍不得了？”

阿诚忙道，“不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咱们这次回国，吉凶未知，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能回家了。当然，等以后时局稳定，还可以再回到这儿来做学问。”

阿诚脸上有了笑，“说得是。”

“上海不比这里，即便是在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切都得加倍谨慎。”

“大哥，你放心吧，我有数。”

“明天在香港转机时，务必按计划行事，记住，这是我们整个行动的开端，一着不成，满盘皆输。”

明诚一一答应了，又问，“那这个行动代号叫什么？”

明楼略作沉吟，缓缓道，“就叫‘念奴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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