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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社授权声明》播出时，另一部电影《再见玛丽波平斯》也正在上映。塔巴科夫在其中又反串了一次，演的是一个骄纵跋扈的保姆安德鲁小姐。

吉洪诺夫认识《再见玛丽波平斯》的导演，这个导演曾对他抱怨找不到愿意演安德鲁小姐的女演员，没想到他找了塔巴科夫，而且似乎比任何女演员都合适。银幕上的安德鲁小姐时而阴阳怪气，时而凶相毕露，血红的指甲和嘴唇活像是老巫婆。

安德鲁小姐扯着嗓子骂人的时候，神态竟然特别像塔玛拉。

塔玛拉对吉洪诺夫的控制欲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吉洪诺夫每每跟女演员搭戏，都要先向她打电话汇报，否则她就闹到片场。她害怕吉洪诺夫在宴会上被其他女性迷住，但吉洪诺夫远离宴会又让她不高兴，因为她没办法抛头露面。

塔玛拉身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她爱钱，却又瞧不起做生意的人，她一边渴望名誉和众人的目光，一边亲手扼杀得到它们的机会。

在对待沃洛佳和莫尔久科娃的态度上，塔玛拉是一以贯之的。

沃洛佳有毒瘾在演艺圈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事业并不如意。有些不怀好意的小报利用他的瘾君子和星二代身份大肆炒作，说他吸毒是为了“报复父亲找到新欢”。塔玛拉气疯了，把家里所有报纸都一把火烧掉。

阿尼娅受母亲的影响，把沃洛佳称为“那条毒虫”。吉洪诺夫向来是个好脾气的父亲，可听到阿尼娅的话，他一反常态，斥责了阿尼娅。

“你记住，他首先是你哥哥。你们是弗拉基米尔·维亚切斯拉沃维奇和安娜·维亚切斯拉沃夫娜。你们流着一样的血。”

阿尼娅发觉父亲越来越孤僻了。

他唯一算得上精神振作的时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那段时间。有一天阿尼娅听到父亲嘴里破天荒地冒了句粗话。他说：“格里申终于能滚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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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后发生的事情并不复杂，吉洪诺夫几乎不接戏了。电影界的舆论似乎掉了个个儿，他找不到什么剧本能演，影院里上映的大多是凶杀、恐怖和软‍‍‎‌色‎‎‍‌‍情‍‌题材的片子，也有讨论环保的、人权的，还有揭露三十年代“大清洗”、曝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

一些导演拿着剧本找上门来，开出高价请吉洪诺夫出演，被他严词拒绝。

还有一些朋友邀请他去莫斯科电影学院当教授，就算这个时代如此混乱，只要他去教书，他的精神财富就不会被人遗忘。连这样的请求，吉洪诺夫也拒绝了。

“我已经不适合活在这个时代了，”吉洪诺夫说，“我最希望的就是能早生三四年，去卫国战争的前线参加战斗，死在战场上。”

阿尼娅考进了莫斯科电影学院，师从邦达尔丘克。等她住进学校宿舍后，吉洪诺夫就跟塔玛拉分居了，搬到郊区的小屋里，离群索居。

沃洛佳吸毒吸得太凶，脑中风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吉洪诺夫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人了，他强壮的身躯几乎变成了一副骨架子，莫尔久科娃坐在这副骨架子旁边，神情枯槁冷漠。

莫尔久科娃不跟吉洪诺夫说话，吉洪诺夫也不跟莫尔久科娃说话。

莫尔久科娃出门上洗手间时，吉洪诺夫坐到床边，捧着沃洛佳骨瘦如柴的汗涔涔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一动不动。

“你会宽恕我吗，孩子？”他问。

沃洛佳下巴颤抖着，因为身体上的痛苦而抽抽噎噎，像孩童一样啜泣。他既不懂吉洪诺夫在问什么，也不知道问问题的是自己什么人。这只是一个在受苦的生命，大概在抱怨自己本来就不该降生，自己的快乐和痛苦都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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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克格勃找吉洪诺夫拍了一部电影。卢比扬卡也与时俱进，开始反思历史了，他们这部电影是讲反特权的，同时也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残酷真相。吉洪诺夫演的是一个退了休的高层腐败分子，在疗养院看上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女孩，要娶她做新娘。克格勃揭发了退休高官的黑历史，原来女孩的父母都是在大清洗中被害死的，当初签发逮捕令的人，正是那个退休高官。

吉洪诺夫接下这部片约，只是为了再见见熟悉的故人，有克格勃的朋友，有电影学院的老同学，也有友人的遗孀。

这次被请来扮演克格勃将军的，是塔巴科夫。

似乎是为了致敬《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导演安排塔巴科夫像施季里茨一样在院子里锄草。

吉洪诺夫跟他握手，心里涌现出一种强烈而忧郁的感怀。

两个人的身材都走样了，塔巴科夫彻底变成了一个圆滚滚的胖子，他才五十多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吉洪诺夫倒是还有黑发，但头顶秃了。年轻时两个丰神俊朗的美男子，已经变成了两个令人生厌的老男人。

塔巴科夫的戏剧事业终于飞黄腾达了，格里申下台以后，新上任的叶利钦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他不仅建成了自己的“地下室”剧院，还当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学校的校长。他每年都去美国开暑期班，美国人排着队给他送钱。

他电话不断，忙碌不休，是剧组唯一有助理和手提电话的演员。他也不用亲自开车来，有专门的司机把他送到片场。

这天司机把他送回剧院时，剧院门口有几个学生跟一位年轻人起了争执。年轻人高大帅气、桀骜不驯，手里抱着一罐硫酸，谁也不敢靠近他。

塔巴科夫认出他是剧院的布景工人，问他想干什么。

“奥列格·帕夫洛维奇，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年轻人说，“请您收下我，让我做您的学生。求您了。如果您不收我，我就把硫酸喝进肚子里。”

“你叫什么名字？”

“沃洛佳。”年轻人回答，“沃洛佳·马什科夫。”

塔巴科夫一下子怔住，似乎视线都模糊起来。

“我当然欢迎你，”他说，“下个月有一场考试，你来参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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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佳·吉洪诺夫在病榻上饱受折磨，在1990年的夏天去世了，葬在昆采沃公墓。葬礼是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办的，没有公开，只叫了几个亲人来参加。塔玛拉没去参加葬礼，吉洪诺夫把阿尼娅带上了。

大家都很淡漠，甚至感到轻松和解脱。死者死得太晚，让周围的人都苦不堪言。

吉洪诺夫也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就在沃洛佳旁边。他告诉阿尼娅，自己死后，请她把自己埋在这里。

阿尼娅一下子崩溃了，她泪流满面抱住父亲，求他不要说这样的话。

她心里除了恐惧、悲痛，还暗含着一种嫉恨。她感到，父亲一直都更偏爱这个哥哥。她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打败那个活得糟糕透顶、如今已经睡在坟墓里的瘾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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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的生活，活人和死人一样糟糕。转眼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都穷了。

吉洪诺夫攒了一袋玻璃瓶，拿到收购站去卖。在苏联时期，他本可以开车去的，开最好的“伏尔加”。但前不久，他把那辆车卖掉了。现在他终于可以走路上街了，没人看他，没人注意他。

他腰疼，提着袋子走得很艰难。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帮吉洪诺夫提袋子，让吉洪诺夫很欣慰。可走到收购站时，男孩一把抓过站长手里的钱，一溜烟跑远了。好在吉洪诺夫身上还有一些钱，他在回家路上经过一家蔬果店，进去买吃的。

他发现一位整理蔬菜架的店员很眼熟，盯着她看了半天，突然认出她是柳德米拉·萨维里耶娃。

三十多年前他们一起拍《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和娜塔莎在璀璨的灯火中翩翩起舞，让全世界的观众为之倾倒。电影上映后，他、萨维里耶娃、邦达尔丘克，三个人到世界各地去宣传，到处都是鲜花和闪光灯，还有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如今，邦达尔丘克受不了人间的痛苦，先一步离他们而去了。

萨维里耶娃也认出了吉洪诺夫，一瞬间泪如雨下。

她说自己好几年没有接到新片约了，女儿患了精神病，可她也没钱治疗。前不久，女儿一把火烧了家里的公寓，把姑且值钱的东西都烧掉了。她还说，莫尔久科娃光顾过这家蔬果店几次，但每次都没买东西。莫尔久科娃总是拿着一颗菠萝凑到鼻子前面，贪婪地闻、狠命地闻。闻了气味，就相当于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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