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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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侍者走过来，端上三杯红艳艳的餐前酒。“喝，”他说，“从托斯卡纳直接运来的Chianti。这是酒厂最好的一批，特供M酒店的产品。”

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放回桌上。

“怎么样？”他问。

“葡萄酒而已，”我说，“我味蕾粗糙，尝不出好在哪儿。”

他又一次笑起来。他的笑声里仿佛有一种炫耀的意味，似乎是为了补偿儿时那些不太富裕的日子，以及消隐在我们生命中的十八年。“没有人天生就长着好味蕾，得靠生活来锻炼。”

“看来你的生活过的不错啊。”辛慕尔的目光仍然流连在窗外夜景上。她的语气中有一丝淡淡的鄙夷，当然，仗着他是她哥哥，她才敢这样放肆。现在她明白在这个危险的赌城里没什么可以伤害到她：她是个公主，是一位年轻暴君的掌上明珠。他与她才是一家人，而我是闯进他们王国的不速之客，把这个国度搅扰得一团糟。他们对此并无怨恨，我却陷入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中，就像是主动走进一片荆棘、登上一座孤岛，再也无法脱身。

“是啊，我过得还可以，”他平淡地说，“总归比之前强一些。”他掂着酒杯，酒液在杯里晃来晃去。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日子，还是他消失之后的那段时日。我没有多问，大概他也不想说。“你们呢？”他问。

“还可以，”辛慕尔拖长调回答，她重复了一遍他用过的词儿。“但没你那么好。”

“你胖了，”他看着她说，“但胖得好看。比小时候漂亮多了。你小时候瘦巴巴的，我觉得稍微一用力就能把你的手腕撅断。”

她三十一岁。他三十五岁，跟我一样大。她变得丰腴白皙、光彩照人，他却更高更瘦，像是在无形中把他的生命给她分了一半。我很难再把他和她的身影重叠起来——干吗要重叠呢？难道她一个人对我而言还不够，非要一遍遍在记忆里唤起他的面貌，一遍遍加深我的痛苦吗？可我就是忍不住去回忆那令我痛苦的一切——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占有了他。我在他身上蠕动的样子想必极为可笑，就像是徒劳地在一片永久冻土里寻找发芽的种子。

他又把目光转向我，盼着我说些什么。“我们都很想你，”我开口说，“尤其是辛慕尔。”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把话题又转回到她身上。

“可她跟你在一起不也很幸福吗。”他说。

“这不一样，”她反驳，“爱情和亲情不一样。”

我看到他的笑容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他问。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她说。

“嚯，够着急的，”他说，“谁主动提出来的？”

“我，”我几乎和她同时回答，她比我晚了半秒。她的声音稍稍有些犹豫——那个回答说不上是真话还是谎言。我们三个人都心知肚明，是她先对我动的心。她那时还穿着棉布裙子，脸上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你可以轻易地看出她生活中母亲的缺位：没人教她如何照顾一个身为女性的自己。她是在一片莽莽荒野上长起来的小树，凭着本能汲取着生命中所需的那一滴养分——爱，安全，或是其他。你无法拒绝她那种纯真和沧桑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于是，当你揽她入怀的时候，你会怜悯她，保护她，唯独不是与她相爱。

尽管一母同胎，他和她却是全然不同的两种人。我从小就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危险、诱人的气息，当他高高地爬到屋顶上的时候，太阳把他那头孱弱、柔软的红发染成灼目的金色，而那是辛慕尔身上从不会出现的一种颜色。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他，我也许不会知道那屋顶是可以攀爬的，不会知道两次穿过赤道的河是刚果河，不会知道鲨鱼没有鱼鳔，不会知道在中国神话里Fu-Si和Nyu-Wah是‍‎兄‍‌‎‍‎妹‎‌‌‍‍也是爱人。是他让我未来的轨道逐渐成形，他把Caltech指给我看，我才朝着那个方向一路奔去；某种程度上，我是代替他跨进Caltech门槛的——假如他和我的简历一起被塞进我导师的手里，落选的绝不会是他。这一切都是悲哀的假如：他从我身边不辞而别的时候，他的人生还没有走到需要写简历的那一步。可如今，他也用不着准备什么简历。他是M大酒店年轻有为的老板，赚的钱相当于几万个我导师的总和。

“有为谈不上，”他笑着说，“年轻倒是真的。我是历届M酒店头儿里最年轻的一个，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好处就是，我很有吸引力——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一个小伙子，不是老家伙。坏处之一是难以服众，这倒不是什么致命的缺点，我的信条是以德服人。”

辛慕尔低低地嗤笑了一声，也许她在笑“德”这个词。

“没错，我不算好人，”他没有生气，“可我问心无愧。我对任何一个人都慷慨仁慈，而他们也应当懂得感恩。”

他带着一丝狠劲，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我默默无言地盯着烟灰缸，那堆烟灰就像是他焚烧往事后留下的余烬。他的话刺痛了我。我不仅不懂得感恩，而且一直在肆无忌惮地伤害着他。我占有了他，占有了他爱的人，占有了他的未来——除了金钱之外的所有一切。

“别误会，”他说，“我不是要你们报答我的意思。我只是……”

“怎么了？”我说。

“没事。来吃，吃牛排，”他说，“再不吃就凉了。”

“你们吃吧，我不吃了。”辛慕尔窝在椅子上，双臂环住膝盖。她把头扭到一边去，故意不去看他，好像是在害怕他身上的狡诈、狠毒和虚荣像病菌似的染到她身上。

“吃点吧，”他说，“最好的和牛。”

“我没胃口。”

“辛慕尔，吃点吧。”他开始哀求。她不为所动，仍然凝视着窗外，那些车灯在黑色的海洋里游弋，闪烁在他统治的领土上。她的面前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从来都是别人有求于埃克什尼尔先生，而不是反过来。“这些年，我一直想办法给你弄钱，”他说，“可你不是那种俗人，我知道。我们小时候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想尽力补偿你一点儿。”

“补偿？”她尖声笑了一下，“我从小就讨厌赌钱的人，现在也是。我早就知道了，是老虎机吃了爸爸，我本以为你不会重走他的老路。你跟他一样，都是凭空消失的，不同的是，他的消失有预兆，而你没有。”

“这不一样。”他说。他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本来要对她讲讲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认识哪些人——他想说的事情那么多，可她应该都不大爱听。“上一年，我去教堂忏悔过，”他继续说，“还领了圣体，跟一群意大利佬一块。我在教堂里呆了一整天，脑子里想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你的样子。我那时突然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一切都是虚假的，错位的。像我这样一个又坏又俗的人怎么能拥有你这样一个美丽、干净的妹妹呢？可我不能把这一切对任何人说——我不能让他们抓住这个唯一的弱点。一个红头发爱尔兰人在全是意大利佬的世界里混下去，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他扬起脸，深深地吸入一口气。他似乎一下子变老了：两道沟壑出现在他的眼睛下面，那具年轻的躯壳好像已经疲倦了，掩藏不住衰老的灵魂了。他的手腕撑在大理石餐桌上，指甲不停地敲打着桌面，叩着，叩着，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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